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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一书中，汪先生的大女儿汪明写了这么一节：
有一天很晚了，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两个小伙子。爸介绍说，一个是龙冬，一个是苏北。我夸张地看了一下客厅的挂钟：近十点半。爸一把将我扯到一边，悄声说，他们打了招呼要来，我答应的，只是稍微晚了一点儿。
三人进了书房，一聊就到了午夜。爸到楼道里朝楼下看看，说院子的铁栅栏门锁了，要不要请传达室的师傅开门？两人笑笑说没关系，叫爸别担心。
爸站在楼道的窗前看他们下楼，身手敏捷地翻过铁门，一直到两条身影完全溶入楼群的黑暗中。我多少有些不满地说，这两个人，简直没时间概念！爸朝我直翻白眼：怎么啦？挺好！
我后来回忆，似还可以补充一些细节：是1995年的一天吧，我和龙冬约好去看汪先生，黄昏时我们赶去时，汪先生出门了。我和龙冬便在和平门附近的一个小馆子边喝啤酒边等。两个穷困的文学青年，精神无聊和空虚，我家在南方小城，一人飘在北京，龙冬刚从西藏回来，工作毫无着落，于是拼命喝酒。两人喝了不下十瓶啤酒，之后又踉跄着来到福州会馆的汪先生家，先生还没回来。于是我们俩着了魔似的（为什么要等汪先生回来？），又来到附近宣武区工人文化馆，在那里打台球。打到十点半，我们又去到先生家。汪先生回来了，于是我和龙冬钻进汪先生的书房，胡吹乱侃到半夜才走。这一节给汪明写到书里。
我之所以扯出这一节，是因为在汪先生去世后有一次龙冬对我说：“汪先生去世了，我们也应该长大了。”龙冬这番孩子气的话，却让我一时语塞了。想想也真是无趣，到了而立之年，在精神上还依附于一个人。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是应该长大了。
2
我第一次见到汪先生是1989年的春天，我那时正在鲁迅文学院进修。
那天也真是巧合，之前我并没得到汪先生来鲁院的信息。我的宿舍503室正好与五楼大教室是隔壁。上午九点多，我正在水房洗衣服，听到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一群人走了过来，我回头一望，一眼便认出了汪先生，虽然我是第一次见到汪先生，可我太熟悉他的形象了，我一眼便断定，那个弯着腰走过去的老人就是汪先生。我赶紧丢下洗了一半的衣服，走了出去，那一群人已进了教室。
我等他们散了会，汪先生一出会议室，我便把他请进了我的房间。
“三个人一间，挺好！”汪先生环顾了一下房间，我给他递上烟，点上。
汪先生开口说：“你们天长出了个状元叫戴兰芬。那个对子怎么讲的？”
“天长地久，代代兰芬。”
“本来头名状元是我们高邮的，叫史秋，戴兰芬是第九名状元。可慈禧点状元时，这个史秋名字不好听，听上去像死囚，慈禧看到戴兰芬，天长地久，代代兰芬，就点了戴兰芬为头名状元。”
我说：“是的，县志上有记载。”
就这么简单，我和汪先生结识了。
同汪先生相识多年，从来没敢在文字上向汪先生提过要求。1990年前后，山西大同有个叫曹乃谦的，写了一组短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恰汪先生在山西的一个座谈会上看到，汪先生大为赞赏，于是写了一篇热情的文字，将此稿推荐给《北京文学》发表，《小说选刊》当即转载，影响很大。
受此鼓舞，有一年的冬天，我将自己的两篇小说送给汪先生，想请他看看，得便就写几句评语。说句心里话，我并不完全是想借着汪先生的评价，来推介自己，而是有自己的秘密：能得到汪先生的一些文字，在日后的时间长河里，也是一番文学史上的佳话。
记得那时汪先生还没有搬到福州会馆，还在蒲黄榆9号楼12层那窄狭的两小居里。家里小而乱。一间小小的客厅兼书房的明间，桌上沙发上乱堆着书。汪先生当时很是爽快，说，可以。当时师母施松卿也在边上，中午还留了饭，汪先生喝了两杯，我临走时，汪先生已有点犯迷糊，可他还是回过头来：稿子呢？弄哪去了？这不能丢了。汪先生看起来漫不经心，可骨子里，是认真负责的，绝不诳骗和糊弄年轻人。
过了一些日子，好像到了年底，有一天我去汪先生家。汪先生不说稿子的事，我也不问。依旧一番吃喝和闲话，快走时，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稿子你看了吗？汪先生不说话，过了一会，说：《小林》写了什么？要体现什么都不清楚。之后就批评我，一缺乏自信，二是太懒。汪先生说，沈从文刚到北京来时，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他看了契诃夫的小说后说，这样的小说我也能写出来。做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信心都没有，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笔头又不勤，两三年不写东西。三天不写手就会生的。汪先生说，老舍先生这一点做得最好，有写没写每天500字。你们这么年轻，不下功夫？
汪先生直愣着眼睛坐在那旧沙发上说，说得师母在边上直扯他的衣角。师母说，你没来，老汪就琢磨怎么说，我叫他说婉转点，看，又给说得年轻人没信心了。
那天我给汪先生弄得一点情绪也没有。事后想想，汪先生对喜欢的年轻人，真是很严厉的。
3
汪先生在《闻一多先生上课》一文中说，闻先生点燃烟斗，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我曾在一本书的后面记道：今天（1997年5月10日）到汪先生家去。汪先生留饭，他拿出一瓶五粮液给我：“你自己喝。”他则倒了吉林产的一种什么牌子的葡萄酒。他站在那里，并不吃菜，或夹一点点就其味。他真的是“痛饮”。
汪先生喝酒是出了名的。关于他喝酒，趣闻轶事也很多。最有名的就是，晚年老太太管着他，不让他多喝酒，有时馋极了，以下楼遛个弯、或买个馄饨、买个菜的机会，溜到小区的小卖部，打一碗酒，站在那，一口饮尽，抹抹嘴，走人。
1996年中国文联开会，汪先生住在京西宾馆，我和一帮朋友去看他。他房间门敞开着，人不在，房间大桌子上有笔迹和宣纸；茶几上有一瓶洋酒，过一会，汪先生醺醺地回来了，一看就喝多了。这样的会议，他被一群年轻人哄着，依他的性情，还不喝多了！
汪先生见我们来，招呼我们坐，嘴里含含糊糊，话已说不清楚。可他还是指着那瓶洋酒，说，喝点酒喝点酒。见我们没动，他还几次要起来亲自为我们斟上，于是我们只有弄茶杯倒，边喝边聊了。
汪先生出生在水乡高邮，水的自由和柔性影响了他的性格，高邮历史上一直隶属扬州，扬州八怪：郑板桥、金冬心，他很小就接触到这些名字。汪先生身上是有浪漫气质的；高晓声曾说，汪曾祺有名士之风，此言不虚。扬州八怪的那股飘逸劲，在汪先生身上有其影子。汪先生曾论过自己的画：“我最喜欢的画家是徐青藤、陈白阳。我的画往好里说是有逸气，无常法。”
我收藏有一些汪先生的墨迹。有时我会取出来看看，那些墨迹是真实的，还依然那么饱满，那么有生气。仿佛还在呼吸，仿佛还透出那个画画人的精气神。
一转眼，汪先生离开我们十个年头了。真的非常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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