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的同学袁冬平

去年年底，我们一群在京的同学为率先达到50岁的袁冬平举行了生日聚会。
　　那天，袁冬平将他刚刚出版的第二本影集《穷人》分送给前来聚会的同学。
　　他的第一本影集《精神病院》出版于10年前，那一年他40岁。
　　1984年大学毕业时，他被分配到中直机关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从事宣传工作。毫无疑问，用人方面一定考虑到了他红军家庭的出身、海军服役的经历、中共党员的政治面貌，当然也一定注意到了他的摄影爱好。不过两年后他就要求调走，去了《民族画报》社，从此他真正成了一名从事摄影专业的记者和编辑。
　　那一年他30岁。
　　可能袁冬平自己都不一定记得他的第一次“摄影展”。那是在大学三年级时，他拍了一组历史文物遭到破坏的照片：有历史上被外国入侵者破坏的、有“文革”期间被破坏的、也有近期被游客们破坏的。我们就将这组照片挂在故宫后门两侧展示给路人看，企图唤醒人们保护文化遗产和爱护历史文物的意识。不知道这是不是袁冬平用镜头记录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开始。
　　1993年初，他的一组以拍摄中国精神病人为题材的作品获得了“1992年美国年度照片（POY）图片故事类优秀奖”。最早获悉此消息的是一位台湾评论家，这位台湾同胞在大洋彼岸传给《中国摄影报》的新闻稿中不无激动地写道：“袁冬平是此奖项设立50年来海峡两岸惟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我不懂得摄影界各种国际奖项之间的层次与级别，也不知道获奖者是不是也像名导、影星们那样光彩照人地走走红地毯。只是，袁冬平没有去美国领奖。
　　或许是他所选择的摄影题材过于沉重、悲剧色彩过于浓厚，或许是那些进入他镜头中的人们所经历的苦难仍在他心中挥之不去，或许是他对社会尽快改变他们的命运有着太多的期待，反正他对获得这个著名国际奖项并没有应有的激动和亢奋。

　　袁冬平不是那种很情绪化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从没见他与谁争吵过，即使是我们辩论问题时，他也始终保持着从容和理智。他讲起话来慢声细语，平和的语气中充满着友善和真诚，让你很快就会对他产生信任感。他长我们几岁，是个极具亲和力的人。记得刚步入大学校门时，很多从偏远农村来的同学或多或少有些自卑，而袁冬平一定是他们最先熟悉的老大哥，他对这些同学的帮助和尊重，让他们很快找到了自信，融入集体中。
　　由此，我想象他的每一个拍摄对象也一定会被他所感染，从而使这些人在他的镜头前表现得那般真实自然。即使如此，我仍然难以想象他与那些精神病人是如何沟通的。
　　袁冬平毕业后没再从事过他在大学所学的历史学专业，但我从袁冬平的《精神病院》、《穷人》系列作品中，读出了一种史学家行文的逻辑，那一张张照片如同一条条“论据”，诠释着、阐明着他的“论点”。他在向社会证明：一个个弱势群体就在我们身边不远处真实地存在着。他在呼唤人们的良知与同情，他在向漠视这种“存在”的人进行着良心和道义的讨伐。他说：“我一直以为艺术是要关注社会的，尤其是摄影这种记录性很强的艺术形式。而这种对社会的关注，更多的应该体现在它的批判性上。我拍精神病院和穷人，实际上都包含有这种批判性。这与其说是我对摄影的理解，倒不如说是我对社会的理解。”
　　为了这种“理解”，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还记得，1990年春节他是在天津一家精神病院度过的。为了不让拍摄对象受到干扰，他坚持不让医护人员陪同，让自己置身于一群随时会做出荒诞事情的精神病人中。那是一家天津市公安局所属的精神病医院，在那里治疗的都是些可能或已经伤害过他人的精神病人。
　　在拍《穷人》这个系列时，他常常一走就是一两个月。那些日子里，他生活在交通不便、通讯不畅的穷乡僻壤之中。他跟我讲，他使用过包括小毛驴在内的各种“交通工具”，最长走过几十公里山路，整整走了一天才到目的地。
　　我们通常把一些对于某种高尚信念的描述赋予那些对社会有过付出的成功人士，并以此来解释他们牧师般的行为动机。在这一点上，袁冬平的解释让人有些失望。他说：“有些人类共同的情感和苦难能让我特别感动，这自然会成为我关注的焦点。”其实，能把“感动”付诸行动并始终坚持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今天，当一个个弱势群体正在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当同情和良知的呼唤正在得到这个社会越来越强烈的回应，袁冬平应该感到一些欣慰。
　　几乎每个同学家藏的相册中都有袁冬平当年的“作品”，我们大学时代的留影差不多都出自他手。他把这一爱好发展成了“专业”。我读过有“点石成金”美誉的评论大师栗宪庭为袁冬平《精神病院》作的一篇《真实而荒诞的世界》的序言，也读过刘树勇、孙京涛等人对袁冬平作品的评论。从中我了解到我的同学袁冬平已经在摄影界有些“地位”了，可以称之为摄影家了。
   也许是拍摄题材的敏感，也许是与主流媒体的宣传主题有一定距离，袁冬平的名字在大众传媒中还不多见。于是我有了向读者介绍他的冲动。